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魯迅怎樣研究小說史?

文章來源:作家網 作者:鮑國華 時間:2020年02月03日 字體:

1924年夏,魯迅應國立西北大學之邀,赴西安講學。自7月7日啟程,至8月12日返京,歷時一個月零六天(含旅途時日)。魯迅對于此次西安之行并不看重,除在自家日記中做“流水賬”式的簡要記述外(魯迅的日記歷來如此),日后在其著述及與友人的通信中也很少提起。[1]倒是幾位同行者和陜西方面的接待者,以及聆聽魯迅講學的幾位當事人對此頗為重視,通過回憶提供了豐富的史料。后世研究者對此則更為關注,分別通過對這一事件的追懷、重構與闡釋,奉獻出不少精彩的學術論斷,使“魯迅在西安”成為一個學界內外競相討論的熱門話題。有趣的是,此次暑期講學由國立西北大學和陜西省教育廳合辦,獲邀者甚眾,其中不乏李濟、蔣廷黻、陳鐘凡、夏元瑮、吳宓(受約請而未至)等知名學者[2],與魯迅同行赴陜的也有十余人之多[3],而其中唯有魯迅受到密切關注,一言一行均獲得記述、追憶與研究,這顯然并非取決于魯迅西安之行自身的重要意義,而是時代癥候使然,取決于魯迅日后——尤其是新中國成立后——在思想和政治領域中如日中天的崇高地位。這也使后世對于這一事件的記述、追憶與研究,普遍高調,不無政治色彩。[4]

對于魯迅西安之行的記述、追憶與研究,主要集中于三個話題:與軍閥的斗爭,長篇小說(或劇本)《楊貴妃》之創作計劃的終止,以及講學的記錄稿《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》(以下簡稱《變遷》)。相對而言,論者更為關注前兩個話題,對魯迅此次西安之行的“正業”——講授“中國小說史”——反而著墨不多。魯迅赴陜講學,選擇小說史作題目,自有在北京各高校開設的相關課程做基礎,可謂駕輕就熟,但也不乏周密審慎之處。講學之余受邀為陜西督軍劉鎮華的士兵演講,內容仍是小說史,可見一斑。[5]但是否如論者所言,時時顯示出“戰士”面目,與軍閥及各種惡勢力不懈斗爭,尚須辨析。突出魯迅與軍閥的斗爭,強調其“戰士”身份,在特定時期內自是題中應有之義。然而將《變遷》中的若干現場發揮,也歸之為“斗爭策略”,未免過甚其辭。與之相比,探求《楊貴妃》的構思及其最終未能著筆的原因,更為當事人及后世研究者所津津樂道,也成為魯迅西安之行中最受關注的話題,近年來仍是新見迭出,其成果數量和質量均大大超越對于《變遷》的研究。[6]之所以如此,一方面是由于《變遷》記錄稿經魯迅本人校訂后,已落實為文字,輯入《國立西北大學陜西教育廳合辦暑期學校講演集》(二)[7],留給研究者馳騁想象的空間遠不及未能問世的《楊貴妃》;另一方面,由于有《中國小說史略》(以下簡稱《史略》)這部巨著在前,《變遷》的研究余地也就相對有限,即便有論及者,也或將《變遷》視為獨立于《史略》之外的另一部小說史研究著作加以表彰,或將《變遷》作為對《史略》的濃縮、修正和發展。前者夸大了《變遷》的學術價值,后者則對《變遷》自身的獨特性缺乏關注。可見,在涉及魯迅西安之行的三個話題中,反而是其講學及相關記錄稿《變遷》更有闡釋的余地。因此,探討魯迅的西安之行,在突出“戰士”魯迅和“作家”魯迅面目的同時,令“學者”魯迅適時登場,實有必要。事實上,《史略》與《變遷》相比,不僅有詳略之分,還有著作與講演之別,其主要差異不在觀點,而在體例。本文即試圖從這一角度入手,探討作為講演的《變遷》與作為著作的《史略》之間的縫隙與關聯,在此基礎上考察并凸顯《變遷》自身的學術意義。

一、課堂上的魯迅

魯迅自1920年起在大學課堂講授小說史,直至1926年8月離開北京止,六年中先后在北京大學、北京高等師范學校(后更名北京師范大學)、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學校(后更名北京女子師范大學)、北京世界語專門學校、北京中國大學文科部等高校任教,影響深遠。小說史雖然只是一門選修課,卻成為當時最受學生歡迎的課程之一。魯迅講授小說史之所以大受歡迎,除基于其在中國小說史研究領域的深厚積累與非凡造詣外,也和魯迅擅長講課密切相關。遺憾的是,當時錄音、錄像等現代化手段尚未出現,無法完整地記錄魯迅小說史課程的現場效果。幸好有若干當事人的回憶性文字,為追懷與重構魯迅的小說史課堂提供了可能。

1924年在北京世界語專門學校讀書,并與魯迅過從甚密的荊有麟于1942年撰《魯迅回憶斷片》一書,這樣描述魯迅的授課:

記得先生上課時,一進門,聲音立刻寂靜了,青年們將眼睛死盯住先生,先是一陣微笑,接著先生便念出講義上的頁數,馬上開始講起來,滔滔如瀑布,每一個問題的起源,經過,及先生個人對此的特殊意見。先生又善用幽默的語調,講不到二十分鐘,總會聽見一次轟笑,先生有時笑,有時并不笑,仍在繼續往下講。……時間雖然長(先生授課,兩小時排在一起繼續講兩個鐘頭,中間不下堂)些,而聽的人,卻像入了魔一般。隨著先生的語句,的思想,走向另一個景界中了。要不是先生為疏散聽者的腦筋,突然講出幽默話來,使大家轟然一笑,恐怕聽的人,會忘記了自己是在課堂上的,而先生在中國歷史人物中,特別佩服曹操,就都是在講授時候,以幽默口吻送出的。[8]

可見,內容充實、言語幽默、富于吸引力,是魯迅授課的主要特點。而連續講授兩個小時而不令聽者感到厭煩,更是難得。北京大學法文系學生,曾選修小說史課,并幫助魯迅印刷講義的常惠晚年回憶:

魯迅先生講課,是先把講義念一遍,如有錯字告訴學生改正,然后再逐段講解。先生講課詳細認真,講義字句不多,先生講起來援引其他書中有關故事,比喻解釋,要讓學生對講的課了解明白。學生問到講義中的字句情節,先生一定多方講解,直到學生明白了,先生才滿意。先生的比喻,不止用書中字句,有時還在黑板上畫畫,不夠的地方,還要用姿勢表示。《中國小說史略》第八篇“唐之傳奇文”(上)有“《異夢錄》記邢鳳夢見美人,示以‘弓彎’之舞”,學生對“弓彎”不明白,先生援引了《酉陽雜俎》里的故事:“有士人醉臥,見婦人踏歌曰:舞袖弓腰渾忘卻,蛾眉空帶九秋霜。問如何是弓腰?歌者笑曰:汝不見我做弓腰乎?乃反首髻及地,腰勢如規焉。”先生援引了這個故事,大概覺得還不夠,于是仰面,弓腰,身子向后仰,身子一彎曲,就晃起來,腳也站立不穩了,這時先生自語:“首髻及地,吾不能也。”同學們見他這樣負責講解,都為之感動。課堂上師生之間情感接近,課文內容也有情趣。對先生的講課認真精神和有風趣的言談,同學們都喜愛和尊敬。[9]

在授課過程中熱情投入,并注重與學生的互動,這樣的課程理所當然地會受到歡迎。曾為北京女子師范大學學生的許廣平,在《魯迅回憶錄》一書中披露了魯迅小說史課程的更多細節,尤其關涉講義以外的發揮之處:

如第四篇《今所見漢人小說》,他明確地指出:“現存之所謂漢人小說,蓋無一真出于漢人,晉以來,文人方士,皆有偽作,至宋明尚不絕。”大旨不離乎言神仙的東方朔與班固,前者屬于寫神仙而后者則寫歷史,但統屬于文人所寫的一派。《神醫經》亦文人作品。而道士的作品之不同處則帶有恐嚇性。有時一面講一面又從科學的見地力斥古人的無稽,講到《南荒經》的蚘蟲,至今傳說仍存小兒胃中,魯迅就以醫學頭腦指出此說屬謬,隨時實事求是地分析問題。在《西南荒經》上說出訛獸,食其肉,則其人言不誠。魯迅又從問路說起,說有人走到三岔路口,去問上海人(舊時代),則三個方向的人所說的都不同,那時問路之難,是人所共知的。魯迅就幽默地說:“大約他們都食過訛獸罷!”眾大笑。[10]

這一段回憶文字頗具現場感,開頭的引文出自《中國小說史略》,之后則是對這一句話的講解和發揮,既運用醫學常識,又引入社會現象,一收一放,輕健自如,確實體現出高超的講課藝術。此外,對于魯迅授課的回憶性材料尚多,茲不一一舉證。

之所以不厭其煩地引用當事人對于魯迅授課的追懷,意在接近并還原魯迅的“教學現場”。從中不難發現,盡管三位當事人回憶的立場和姿態各有不同,撰文的時間及其歷史背景也有異,但對于魯迅的授課方式、特點與效果的描述卻驚人地一致——既遵循講義,不致離題萬里,又時有精彩發揮,保持課堂的生動活躍,這無疑是文學課堂的最佳范例。較之同在北大講壇執教的林損(公鐸)和孟森(心史),前者以授課不入正題、反而喜歡罵人著稱,后者則每每在課堂上一字不差地照讀講義。[11]兩相對照,魯迅的授課大受歡迎,除選修者外,還吸引眾多旁聽者和偷聽者[12],以至教室常常爆滿,并不斷觸發當事人的追懷與重構,這恐怕不止源于魯迅生前身后的巨大聲譽,其授課內容的豐富充實和教學方式的靈活生動,才是主因。在魯迅離開北京后,雖有馬廉、孫楷第等人先后在北大開設小說史課程,但都難以再現魯迅授課的精彩效果。

不過,盡管能夠借助當事人的追懷與重構不斷接近魯迅小說史課程的原貌,但在沒有完整詳盡的課堂記錄的情況下,畢竟無法真正做到還原現場。盡管有用作講義的《中國小說史略》留存至今,但魯迅將其作為著作經營的用心,又使之不同于普通的課程講義或授課實錄。在這一背景下,魯迅1924年西安暑期講學的記錄稿《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》,就體現出獨特的價值。雖然由于課時所限,不得不刪繁就簡,在內容上與《中國小說史略》有詳略之分,但這部由聽課人記錄、授課人審定的講稿[13],卻成為對于魯迅小說史課程的難得的現場實錄,較之當事人的回憶,更準確也更直觀地呈現出魯迅的教學現場。魯迅在西北大學講授小說史,計十一次十二小時,課時不及在北大的三分之一。但證之以當事人的回憶,其授課方式和效果卻與在北大時相同。

李瘦枝在《“劉記西北大學”的創辦與結束》一文中述及魯迅演講的現場效果:

講演會場有兩處,一是校內大禮堂,一是風雨操場(當時在教育廳院內),魯迅先生和王桐齡、夏元瑮諸人在大禮堂,劉文海、蔣廷黻等在風雨操場,聽眾可以自由選擇參加。……由于魯迅先生的講演內容豐實,見解深刻,特別是他在講演中的那種昂揚地戰斗精神,感染力很強,不多幾天禮堂上即座無虛席,及至講唐宋以后,就有不少人爭不到座位站著聽講了。[14]

相比之下,其他幾位當事人更關注魯迅的講授方式。時任西北大學秘書兼講師、參與暑期講學籌備和招待工作的段紹巖回憶:“他(魯迅——引者按)的儀容嚴肅,講話簡要而幽默,講演時如跟自己人談家常一樣的親切。”[15]另一位當事人、后任易俗社編輯的謝邁千的回憶與此相近:“魯迅先生上堂講演,總是穿著白小紡大衫,黑布褲,黑皮鞋,儀容非常嚴肅。講演之前,只在黑板上寫個題目,其余一概口講,說話非常簡要,有時也很幽默,偶而一笑。”陪同魯迅演講的劉依仁的追懷則更為詳盡:“魯迅先生的講演,真如他的寫文章一樣,理論形象化,絕不抽象籠統,舉出代表作品,找出恰當例證,具體發揮,沒有廢話,使聽者不厭,并感著確有獨到之處。”[16]

上述幾段回憶性文字,雖不及前引荊有麟、常惠和許廣平的回憶詳細豐贍,但大體一致。可見,魯迅此次西安講學,依舊以小說史為題,而且不受課時與場地的局限,授課方式及現場效果與在北京各高校無異。但據現有史料,未見向聽眾發放講義的記載。而《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》的存在,成為對于此次演講內容的詳細記錄,稍可彌補魯迅在北京各高校講授小說史課程,有講義而無現場記錄的遺憾。更為重要的事,《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》使用白話記錄,與《中國小說史略》之文言述學恰堪對照,二者在語言表述與文體選擇上的差異,成為考察課程、演講與相關著作之關聯與縫隙的絕佳范例。

二、講演與著作

晚清以降,以北京大學的前身京師大學堂為代表,曾有任課教師編寫講義的制度性設計,此舉在民國初年雖然有所松動和反復,但仍為不少教師所遵循,并精心撰構,因此促成了多部現代中國的學術經典著作的問世。[17]魯迅在應聘北大后,也開始撰寫講義,先以散頁的形式于每次課前寄送校方印行,最終集腋成裘,匯集出版。可見,與同時代的許多學術著作一樣,《中國小說史略》最初也是作為大學的課程講義。魯迅撰寫小說史,很大程度上是在大學授課的需要。不過,考慮到魯迅在離開大學講壇后仍反復對《中國小說史略》做出修改,亦可見其將《中國小說史略》作為著作經營的用心。[18]同時,魯迅也非常重視文學史(包括小說史)的學術職能。1926年在廈門大學中文系講授中國文學史期間,曾致信許廣平,介紹自己授課和編寫講義的情況:

我的功課,大約每周當有六小時,因為語堂希望我多講,情不可卻。其中兩點是小說史,無須豫備;兩點是專書研究,須豫備;兩點是中國文學史,須編講義。看看這里舊存的講義,則我隨便講講就很夠了,但我還想認真一點,編成一本較好的文學史。[19]

這段自述,體現出魯迅對自家著作的學術期待:不僅滿足教學需要,更要在學術上有所創獲,希望奉獻流傳后世的學術經典,而非只供教學的普通講義。這使他對小說史的撰寫精益求精,即使在告別大學講壇之后,仍對《中國小說史略》進行增補修訂。該書成為學術史上的一代名著,除基于作者豐厚的學術積累外,也和魯迅嚴謹、甚至近乎嚴苛的治學態度有關。

此外,從最初的油印本講義到正式出版,《中國小說史略》一直采用文言。對此,魯迅在該書序言中稱:

此稿雖專史,亦粗略也。然而有作者,三年前,偶當講述此史,自慮不善言談,聽者或多不憭,則疏其大要,寫印以賦同人;又慮鈔者之勞也,乃復縮為文言,省其舉例以成要略,至今用之。[20]

《中國小說史略》“省其舉例”固然屬實,而魯迅將采用文言的原因解釋為減輕鈔寫排印之煩勞,此說則不可輕信[21]。眾所周知,自新文化運動起,提倡白話、反對文言的立場幾乎貫穿了魯迅的后半生。對于文言文及其倡導者,魯迅發出過迄今為止最為激烈的聲音。[22]主要見于其散文和雜文之中。在撰寫學術著作——除《中國小說史略》外,還包括《唐宋傳奇集》之《稗邊小綴》,以及同樣曾經作為講義的《漢文學史綱要》——時則采用文言。因此,魯迅對于文言與白話的取舍,并非出于現實考慮,而主要基于不同的論述對象。在魯迅的著述中,論述對象與言說方式的“隔”與“不隔”,往往通過對文體的不同選擇加以呈現。散文抄寫記憶,雜文針砭時弊,關注的都是現實。而《中國小說史略》等學術著作,面對的則是古代的文學作品,需要在言說方式上與研究對象相體貼,保持二者的整體感。《中國小說史略》采用文言,且文辭淵雅,甚至可以作為古典美文來加以鑒賞品讀,有效地彌合了述學文體與論述對象之間可能存在的區隔與落差。[23]

與《中國小說史略》相比,《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》作為演講的記錄,采用白話,保持了一定的口語色彩和現場感(尤其是開場白和結尾),部分內容就是《中國小說史略》的白話版。如第六講《清小說之四派及其末流》中關于《儒林外史》的論述:

小說中寓譏諷者,晉唐已有,而在明之人情小說為尤多。在清朝,諷刺小說反少有,有名而幾乎是唯一的作品,就是《儒林外史》。《儒林外史》是安徽全椒人吳敬梓做的。敬梓多所見聞,又工于表現,故凡所有敘述,皆能在紙上見其聲態;而寫儒者之奇形怪狀,為獨多而獨詳。當時距明亡沒有百年,明季底遺風,尚留存于士流中,八股而外,一無所知,也一無所事。敬梓身為士人,熟悉其中情形,故其暴露丑態,就能格外詳細。其書雖是斷片的敘述,沒有線索,但其變化多而趣味濃,在中國歷來作諷刺小說者,再沒有比他更好的了。[24]

相關內容在《中國小說史略》中,則表述為:

寓譏彈于稗史者,晉唐已有,而明為盛,尤在人情小說中。……迨吳敬梓《儒林外史》出,乃秉持公心,指擿時弊,機鋒所向,尤在士林;其文又慼而能諧,婉而多諷:于是說部中乃始有足稱諷刺之書。

……

吳敬梓著作皆奇數,故《儒林外史》亦一例,為五十五回;其成殆在雍正末,著者方僑居于金陵也。時距明亡未百年,士流蓋尚有明季遺風,制藝而外,百不經意,但為矯飾,云希圣賢。敬梓之所描寫者即是此曹,既多據自所聞見,而筆又足以達之,故能燭幽索隱,物無遁形,凡官師,儒者,名士,山人,間亦有市井細民,皆現身紙上,聲態并作,使彼世相,如在目前,惟全書無主干,僅驅使各種人物,行列而來,事與其來俱起,亦與其去俱訖,雖云長篇,頗同短制;但如集諸碎錦,合為帖子,雖非巨幅,而時見珍異,因亦娛心,使人刮目矣。

兩相對照,《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》中的論述稍顯簡略,但內容與《中國小說史略》基本一致,所不同者只在于表述方式。前者采用白話,并保持口語狀態;后者則采用典雅的文言,在述史持論的同時,也體現出對于文字的悉心經營——“秉持公心,指擿時弊,機鋒所向,尤在士林”,“慼而能諧,婉而多諷”,不僅是對《儒林外史》之諷刺特質的定評,在文字上亦富于美感。通過比較,不難看出魯迅明確的文體意識:《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》作為演講記錄,應保持白話講學的現場效果;《中國小說史略》作為學術著作,在持論謹嚴的同時,還須在文字上體貼論述對象。二者具有不同的文體歸屬和學術職能。

《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》中還有一些不見于《中國小說史略》的內容,被研究者視為對后者的修正和補充。[25]《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》中不同于《中國小說史略》之處,多數源于白話與文言的表述差異,少數是對《中國小說史略》中論斷的延伸,個別為《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》中所獨有且篇幅較長者,主要有以下幾處:

1、開場白中討論歷史的進化;

2、第一講中提出“詩歌在先,小說在后”的觀點;

3、第一講中關于神話可否作為兒童讀物的論述;

4、第二講中闡述“萬有神教”及其成因;

5、第三講中將張生與崔鶯鶯的團圓視為“國民性”問題;

6、第三講中就孫悟空的原型與胡適商榷;

7、第四講中論述唐宋傳奇不同的原因。

上述“新見”是否屬于對《中國小說史略》的修正,尚須一一辨析。第1條即開場白中對進化論的言說,常為研究者所引用,所謂“從倒行的雜亂的作品里尋出一條進行的線索”一語雖不見于《中國小說史略》,卻是魯迅小說史研究的基本思路。作為系列演講的開場白,只是將貫穿于《中國小說史略》的內在學術理路明確說出而已,并非修正和補充。第2至5條,其主要觀點及思路均見于魯迅的雜文之中。雜文可攻其一點,不及其余,也可借題發揮,任意而談。學術著作則不然,須有理有據,謹慎施為,同時避免枝蔓過多,隨意引申,損害著作的整飭嚴謹。而介于二者之間的演講,在保持述學之要旨的同時,可以根據現場情況隨時延展發揮。因此,這幾處“新見”,當屬于演講過程中的現場發揮,之所以見于《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》而不見于《中國小說史略》,恰恰是二者不同的文體歸屬使然,并非補充。相對而言,第六、七條與小說史研究本身的關聯更為緊密。關于孫悟空的原型,魯迅在《中國小說史略》中提出“無支祁”說。胡適則在《〈西游記〉考證》一文中提出孫悟空形象來源于印度史詩《羅摩衍那》(Rāmāyana)中的神猴哈奴曼(Hanumān)。[26]魯迅與胡適,分別以《中國小說史略》和“中國舊小說考證”系列論文執中國小說史學之牛耳,但彼時小說史學尚處于開創期,新觀點、新史料層出不窮。《中國小說史略》初版后不久,魯迅即收到師友及讀者的多封來信,或提供新史料,或對個別論斷提出修改意見。[27]魯迅對此有接受,也有保留,這是學術研究中的正常現象。關于孫悟空形象的原型,“無支祁”說與“哈奴曼”說均可視為一家之言,并無正誤優劣可言。魯迅在《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》中介紹了胡適的觀點,并加以申說,仍然堅持己見。事實上,這類論述更適合寫成專門的答辯文章,而不宜寫入小說史著作。否則須答辯反駁處甚多,不免枝枝蔓蔓,造成主次不分,影響小說史的正常論述。而作為演講,《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》則不存在這種局限,介紹胡適觀點并進行答辯,也屬于現場發揮。何況魯迅仍堅持“無支祁”說,更不能視為對《中國小說史略》的修正。

《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》第四講論述唐宋傳奇之不同:

傳奇小說,到唐亡時就絕了。至宋朝,雖然也有作傳奇的,但就大不相同。因為唐人大抵描寫時事;而宋人則極多講古事。唐人小說少教訓;而宋則多教訓。大概唐時講話自由些,雖寫時事,不至于得禍;而宋時則諱忌漸多,所以文人便設法回避,去講古事。加以宋時理學極盛一時,因之把小說也多理學化了,以為小說非含有教訓,便不足道。但文藝之所以為文藝,并不貴在教訓,若把小說變成修身教科書,還說什么文藝。

這段論述為《中國小說史略》所無,看似屬于新見,但前引之許廣平回憶中有如下記述:

關于傳奇,魯迅批評宋不如唐,其理由有二:(一)多含封建說教語,則不是好的小說,因為文藝作了封建說教的奴隸了;(二)宋傳奇又多言古代事,文情不活潑,失于平板,對時事又不敢言,因忌諱太多,不如唐之傳奇多談時事。[28]

兩相對照,內容極為相近。據許廣平回憶,她選修魯迅的小說史課,講前三篇時還在使用油光紙臨時印的講義,此后就以新潮社出版上下冊本《中國小說史略》為課本了。據此推斷,當在1924年上半年,早于魯迅在西北大學演講。可見,在赴陜西之前,魯迅已有上述論斷,決非自《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》始。傳奇“宋不如唐”的判斷,在《中國小說史略》中即已出現,對其原因也有所闡發,但不及《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》中詳盡。因此,較之《中國小說史略》,《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》中論述唐宋傳奇之差異的內容,只是由略到詳而已,并非從無到有的新見。

綜上可知,《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》中的所謂“新見”,無一是對于《中國小說史略》修正和補充,僅屬于演講過程中的現場發揮。對《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》這樣以學術著作為藍本的演講記錄而言,基本內容和思路相對固定,現場發揮則可因時因地而異,具有一定的隨意性和偶然性,能否視為對《中國小說史略》修正,不在于其觀點的新穎別致,而在于是否適合于著作。魯迅在西北大學演講,從1924年7月21日起,至29日訖,修訂講稿則在是年9月。此時,《中國小說史略》分別于1923年12月和1924年6月由新潮社出版上下冊本。在修訂《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》講稿并寄還后,《中國小說史略》于1925年2月由新潮社再版(合訂本)。此次再版,除訂正初版本中的若干錯字外,對小說史論斷和材料的修改共有4處,其中無一涉及出現在這兩個版本之間的《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》中的所謂“修正和補充”。在《中國小說史略》此后的一系列版本中,魯迅多次進行修訂,但《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》中的“修正和補充”也無一納入其中。由此可見,《中國小說史略》之于《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》,并非增補修訂,而是學術著作及以其為藍本的演講記錄稿之關系。

以上討論了《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》與《中國小說史略》的學術關聯,及其自身的學術意義。在現代中國學術史上,由課堂講義而成為學術專著、甚至學術名著者層出不窮,如劉師培《中國中古文學史》、黃侃《文心雕龍札記》等;以演講記錄稿的身份流傳后世者也不乏其例,如章太炎《國故論衡》、周作人《中國新文學的源流》等。相對而言,《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》則自有其獨特性。作為一部學術演講的記錄稿,《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》既有專著《中國小說史略》為藍本,又以白話書寫,保持口語色彩和現場感,從而在課程、演講及其相關著作的縫隙之間體現出獨特的學術價值和文體特征,其突出意義不在于觀點的確鑿不移,或結構的嚴謹整飭,而是在政治與學術、演講與著作、課堂與書齋、白話與文言之間保持“必要的張力”,從而成為現代中國學術史、教育史和文學史上的一個獨特文本。

注釋:

[1]魯迅涉及此次西安之行的著述,主要有雜文《說胡須》和一封致日本友人山本初枝的私人通信。《說胡須》探討中國文化及國民性,西安之行只是引發議論的一點由頭,并非主旨。書信中雖然披露“關于唐朝的小說”這一寫作計劃的終止,但也未詳細記述此次行旅,而且記錯了赴西安講學的具體時間。參見魯迅:《墳·說胡須》,《魯迅全集》第1卷,北京: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,第183-187頁;《340111致山本初枝》,《魯迅全集》第14卷,第278-280頁。

[2]受邀者名單詳見《暑期學校簡章》,見單演義編:《魯迅在西安》,西北大學魯迅研究室資料組印,1978年6月,第211-214頁。

[3]與魯迅一同赴陜的北京師范大學教授王桐齡在其《陜西旅行記》一書中詳細記錄了同行十三人的名單,見上書,第200頁。

[4]對于魯迅西安之行的記述、追憶與研究,除孫伏園《長安道上》作于1924年8月回京后不久,且主要記述自家觀感,對于魯迅只是偶爾提及外,其余大多完成于1936年魯迅逝世后,而又以1956年魯迅逝世20周年之際尤為集中,對于魯迅西安之行的政治意義屢有過甚其辭之處。

[5]參見王淡如:《一段回憶——紀念魯迅先生逝世二十周年》,原載1956年10月9日《西安日報》,見單演義編:《魯迅在西安》,第118-119頁。

[6]對于未曾著筆的《楊貴妃》及其相關話題的探討,在魯迅生前即已出現,孫伏園、郁達夫等均曾為此撰文;魯迅逝世后,友人馮雪峰、許壽裳的回憶,學者林辰、單演義的考察,各抒己見;近年來仍不斷有研究者涉足,如朱正、駱玉明、吳中杰、蔣星煜,日本學者竹村則行等,新見迭出。2008年,陳平原發表《長安的失落與重建——以魯迅的旅行及寫作為中心》一文,詳細梳理了相關話題的研究史,并從若干新角度入手,進一步拓展與深化了相關研究,做出了近乎蓋棺論定的闡釋,載《魯迅研究月刊》2008年第10期,可參看。

[7]這部《講演集》由西北大學出版部1925年3月印行,但魯迅始終未收到,《變遷》在魯迅生前也未輯入其作品集。《變遷》在《講演集》以外的首次發表,遲至1957年《收獲》創刊號。

[8]荊有麟:《魯迅回憶斷片·魯迅教書時》,魯迅博物館魯迅研究室《魯迅研究月刊》選編:《魯迅回憶錄》(專著)上冊,北京: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,第140-141頁。

[9]常惠:《回憶魯迅先生》,魯迅博物館魯迅研究室編:《魯迅誕辰百年紀念文集》,長沙: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,第516頁

[10]許廣平:《魯迅回憶錄·三魯迅的講演與講課》,魯迅博物館魯迅研究室《魯迅研究月刊》選編:《魯迅回憶錄》(專著)下冊,第1108頁。許氏該書著于20世紀50年代末,雖然受到時代癥候的影響,評價魯迅的政治意義時有過甚其辭之處,但描述魯迅授課,則與他人的回憶相近,可見大體如實,并無增飾。

[11]上世紀30年代就讀于北大的張中行,晚年撰《紅樓點滴》一文,回憶師長:“林公鐸(損),人有些才氣,讀書不少,長于記誦,二十幾歲就到北京大學國文系任教授。一個熟于子曰詩云而不識abcd的人,不贊成白話是可以理解的。一次,忘記是講什么課了,他照例是喝完半瓶葡萄酒,紅著面孔走上講臺。張口第一句就責罵胡適怎樣不通,因為讀不懂古文,所以主張用新式標點。”“孟心史(森)先生。專說他的講課,也是出奇的沉悶。有講義,學生人手一編。上課鐘響后,他走上講臺,手里拿著一本講義,拇指插在講義中間。從來不向講臺下看,也許因為看也看不見。應該從哪里念起,是早已準備好,有拇指作記號的,于是翻開就照本慢讀。我曾經檢驗過,耳聽目視,果然一字不差。下課鐘響了,把講義合上,拇指仍然插在中間,轉身走出,還是不向講臺下看。下一課仍舊如此,真夠得上是堅定不移了。”陳平原、夏曉虹編:《北大舊事》,第432、435頁。

[12]北大的課堂,素以“來者不拒,去者不追”著稱,旁聽者的人數有時甚至超過正式在冊的學生,其中又有“旁聽”和“偷聽”之分。曾聽過魯迅小說史課程的孫席珍在《魯迅先生怎樣教導我們的》一文中回憶:“我開始聽魯迅先生講課,是一九二四年上半年的學期中間,是自由進去聽的。象這樣的聽講,當時叫做偷聽,連旁聽也算不上,因為旁聽也要經過注冊手續,且須得到任課教師的同意。”魯迅博物館魯迅研究室編:《魯迅誕辰百年紀念文集》,第86頁。

[13]魯迅的講演由西北大學學生昝健行、薛效寬記錄,經整理后由西北大學出版部寄請魯迅改訂,魯迅改訂后寄回。這在《魯迅日記》中有詳細記載。參見魯迅:《日記十三》(一九二四年),《魯迅全集》第15卷,第528頁。

[14]李瘦枝:《“劉記西北大學”的創辦與結束》,原載《陜西文史資料選輯》第三輯,見單演義編:《魯迅在西安》,西安:西北大學魯迅研究室資料組1978年印刷,第121頁。

[15]段紹巖:《回憶魯迅先生在西安》,單演義編:《魯迅在西安》,第114頁。

[16]兩段回憶均見單演義:《關于魯迅的〈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〉》,單演義編:《魯迅在西安》,第38頁。

[17]京師大學堂—北京大學關于課程講義的規定及其調整,參見陳平原:《知識、技能與情懷——新文化運動時期北大國文系的文學教育》(上)之第三部分《從課程講義到學術著作》,載《北京大學學報》(哲學社會科學版)2009年第6期。

[18]《中國小說史略》最初為油印本,共十七篇。后采用鉛印,擴充至二十六篇。1923年12月及1924年6月,經修訂后由新潮社出版上、下冊本,共二十八篇。此后,又有1925年2月新潮社再版本、1925年9月北新書局合訂本,每次出版均有多處修訂。魯迅告別大學講壇,定居上海后,仍于1931年9月和1935年6月兩次修訂《中國小說史略》。足見其對自家著作的反復經營。《中國小說史略》的版本流變及其修改情況,參見鮑國華:《論〈中國小說史略〉的版本演進及其修改的學術史意義》,載《魯迅研究月刊》2007年第1期。

[19]魯迅:《兩地書·四一》,《魯迅全集》第11卷,第119頁。

[20]魯迅:《中國小說史略·序言》,《魯迅全集》第9卷,第4頁。著重號為引者所加。以下引用《中國小說史略》原文,均出自這一版本,不再一一注明。

[21]強英良先生曾告訴本書作者,民國時期北大講義,最初多采用油印,即用鐵筆在蠟紙上書寫,確實頗為“煩勞”。而黃子平先生則告知,魯迅學術演講的記錄者,多采用速記方式,因此記錄稿較之演講原貌相去不遠。在此,特向兩位先生致謝。

[22]魯迅抨擊文言文及其倡導者的文字,不乏其例,其中最為激烈的言辭,出自《〈二十四孝圖〉》一文:“我總要上下四方尋求,得到一種最黑,最黑,最黑的咒文,先來詛咒一切反對白話,妨害白話者。即使人死了真有靈魂,因這最惡的心,應該墮入地獄,也將決不改悔,總要先來詛咒一切反對白話,妨害白話者。”《魯迅全集》第2卷,第258頁。

[23]魯迅對于述學文體的選擇及其背后的文化立場,參見陳平原:《分裂的趣味與抵抗的立場——魯迅的述學文體及其接受》,載《文學評論》2005年第5期。

[24]魯迅:《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》第六講《清小說之四派及其末流》,《魯迅全集》第9卷,第344-345頁,以下引用《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》原文,均出自這一版本,不再一一注明。

[25]參見單演義:《魯迅在西安》第五章《在西安講演的特色》之三《補充〈史略〉未曾論及的觀點和例證》,西安:陜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,第46-65頁。

[26]參見胡適:《〈西游記〉考證》,歐陽哲生編:《胡適文集》第3卷,北京: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,第510-514頁。胡適將《羅摩衍那》譯為《拉麻傳》。

[27]參見魯迅:《〈中國小說史略〉再版附識》,《魯迅全集》第8卷,第173頁。

[28]許廣平:《魯迅回憶錄·三魯迅的講演與講課》,魯迅博物館魯迅研究室《魯迅研究月刊》選編:《魯迅回憶錄》(專著)下冊,第1111頁。

來源:《天津師范大學學報(社會科學版)》

作者:鮑國華

原標題:小說史如何講授——魯迅《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》片論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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