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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文體跨界”:讓故事更豐富

文章來源:中國文化傳媒網 作者:黨云峰 時間:2019年10月29日 字體:

2018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是波蘭作家奧爾加·托卡爾丘克,在她的小說《白天的房子,夜晚的房子》中,既有《酸奶油燜毒蠅菌的方法》《酸奶油拌令人發愁的牛肝菌》《用馬勃菌制作甜點》《毒蠅菌蛋糕》等寫美食的章節,又有詩歌《刀具匠們的贊美詩》,文體切換給讀者帶來驚喜。歷代作家都在孜孜不倦地探索敘事的路徑,通過不落窠臼的寫作彰顯自我價值。當故事在文學創作中不再處于核心位置,作家在怎么講方面如何創新,成為進行創作探索的方向。很多作家有意跨越文類的界限,在文本實驗的路上越走越遠,如隨著影視的快速發展,很多作家在寫小說的時候就有鏡頭感了。

日記體小說和書信體小說是作家進行“文體跨界”的最早探索,塞繆爾·理查森于1740年出版的《帕梅拉》由書信和日記兩部分構成。單純由書信構成的小說,包括盧梭的《新愛洛伊絲》、陀思妥耶夫斯基的《窮人》、約翰·巴斯的《書信集》等;單純由日記構成的小說,包括歌德的《少年維特之煩惱》、魯迅的《狂人日記》、丁玲的《莎菲女士的日記》等。在小說創作中還有部分借鑒日記和書信的情況,比如圖尼埃的《榿木王》第一部分為迪弗熱的日記,君特·格拉斯的《狗年月》第二部分是哈里·利貝瑙寫給表妹圖拉的情書,紀德在《偽幣制造者》中穿插了書信和日記,莫言的《蛙》則是書信與話劇的結合。

日記體和書信體小說可以滿足讀者的獵奇心理,拉近作家與讀者的距離,自我情感的直接抒發更能引起讀者的強烈共鳴,普希金在《葉甫蓋尼·奧涅金》中寫道:“她很早就愛讀小說/小說占據了全部生活/那些虛構的故事令她感動/她醉心于閱讀理查森和盧梭。”值得注意的是,《葉甫蓋尼·奧涅金》是一部詩體小說,屠格涅夫的《獵人筆記》和契訶夫的很多小說則是散文體的,并不重視故事的講述,而這為20世紀很多實驗小說的產生奠定了基礎。

文體自身的規定性傳遞出惰性,文學是在對現有準則的突破中發展的,但也有作家走在時代前列而不為讀者所接受的情況,麥爾維爾出版于1851年的《白鯨》就是如此,盡管如今這部作品已步入世界文學史上以“偉大”命名的作品序列。作為一部捕鯨業的百科全書,麥爾維爾通過《鯨類學》《關于鯨的大畫像》《捕鯨索》《投槍》《做菜的鯨》《鯨骷髏的尺寸》《化石鯨》等章節,向讀者介紹了捕鯨業的過去和現狀。追擊白鯨的驚險歷程與捕鯨背景的介紹,讓讀者的視野不再局限在“裴廓德號”上。值得一提的是,除了這些說明性文字,麥爾維爾在第40章《午夜,船頭樓》中采用戲劇手法展現了水手的日常生活。

文學把來自生活的素材組合起來,以一種紙上談心的交流方式讓人發現生活的盲點。為了讓故事的層次豐富起來,很多作家會在小說中加入詩歌、戲劇等文體。張承志在《黑駿馬》每章開頭,讓古老歌謠的吟唱與現實相映照,歷史與現實的類似產生了強烈的藝術感染力;帕斯捷爾納克的《日瓦戈醫生》第16章是結尾,但在此之后還有第17章《日瓦戈的詩》,在讓日瓦戈的形象更立體的同時,也讓人窺視到帕斯捷爾納克作為詩人在晚年的藝術追求;卡爾維諾在《瘋狂的奧蘭多》中,對16世紀阿里奧斯托創作的同名長詩進行解讀,并將自己的闡述和原作雜糅在一起;略薩在《潘上尉和勞軍女郎》中通過請示報告、通知、新聞報道等文體,以荒誕的手法諷刺了軍界的腐敗和官僚主義作風;勒·克萊齊奧在《訴訟筆錄》中插入了新聞、詩歌、書信等,再加上糅合不同流派的寫作手法,給讀者帶來耳目一新的感覺;由艾布拉姆斯和道格·道斯特合作的《S.忒修斯之船》一書,書脊上貼著圖書館藏書編目標簽,書末附有圖書館借閱記錄,書中則夾雜著信箋、檔案、照片、明信片等內容,通過豐富的材料讓讀者跟作者一同去探險……到目前為止,文體最復雜的小說當屬詹姆斯·喬伊斯的《尤利西斯》,例如第7章寫布魯姆到報社去,就用了新聞體;第14章展現了多種語言中文體是怎樣發展變化的;第15章是寫夢境與幻象,采用了戲劇形式;在第17章《要理問答》中枯燥的問答形式,被詹姆斯·喬伊斯處理得很有趣。

除了嵌入其他文體,還有在小說中嵌入短篇或中篇小說的情況,例如李佩甫在《李氏家族》中放入了自己的中篇小說《敗節草》,使李家歷史上各色人等的高光時刻與現實生活中的難以抉擇相映襯,組成了一幅幅或悲或喜的人生畫卷;賈平凹的《高老莊》包括兩條線索,一是高子路回高老莊,一是高子路的妻子西夏留下來尋訪民間碑板,在這趟尋根之旅中,殘破的碑板被人們拋棄,碑板上的小故事構成的理想世界與現實中的庸俗產生的張力,增強了閱讀的縱深感。

故事并不是小說的全部,科幻小說、偵探小說以引人入勝的故事著稱,但在文學上的位置并不靠前。如今,可能作家用很長的篇幅只傳遞很少的信息,通過滯澀的行文來傳遞的只是情緒,甚至故事沒有開頭或結尾,還出現了整體借鑒辭典、地方志等寫法的情況。例如米洛拉德·帕維奇的《哈扎爾辭典》通過一個個條目拼接起古代與現代、幻想與現實;波拉尼奧在《美洲納粹文學》中,通過虛構一批作家的生平和代表作品,抨擊看似偉岸的文學界;閻連科的《炸裂志》以地方志的形式結構全書,分為《輿地沿革》《傳統習俗》《綜合經濟》《自然生態》等章節,以戲仿歷史文獻的方式展現了炸裂縣的歷史變遷。

文學的價值在于讓人們從俗世中抬起理想的頭顱,在目光的延伸中實現精神的豐盈。文學的未來不是寄托在空洞的吶喊上,而是馱在每一部或好或壞的作品上。文本是意義的生產、意義的傳遞,文體建立在作家駕馭語言的基礎上。尤瑟納爾的《哈德良回憶錄》之所以用回憶錄而不是日記體,就是因為她認為:“活動家們是很少記日記的,而幾乎總是在后來,在經過一個無所事事的時期之后,他們才去回憶,去記錄,而且還常會感到驚訝。”南朝劉勰有云:“括囊雜體,功在銓別,宮商朱紫,隨勢各配。”作家心中有了突破規則的想法,會尋找最適合的表達方式、表現手法,如果僅僅是為了尋找新的結構方式則會事倍功半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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